自从西周灭掉商朝以后，周人逐渐摒弃了对商朝神灵的崇拜，转而重视祖先崇拜。为了巩固周王室的统治，他们制定了许多礼仪。由于强调对祖先的尊敬，周朝的礼仪更加注重人伦和亲情，这种文化不仅影响了政治和社会生活，也渗透到军事之中。军事领域内，周朝建立了一整套军礼制度，用来规范战争的规模、强度和规则。
在春秋中期以前，战争的目的并非消灭敌国的有生力量，而是维持各国间的力量平衡。尽管周王室已经衰弱，但在名义上仍是天下的共主，周朝制定的军礼对约束战争的烈度和规模仍发挥着作用。大中型国家之间的战争通常以震慑对方为目标，很少有灭国或摧毁对方宗祀的情况。周朝的军礼包括战争前、战争中和战争后的各种仪式，战败方必须举行战败之礼。 战败之礼在《周礼》中被列为凶礼，主要包括哀悯、吊唁和忧患的仪式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记载：以凶礼哀邦国之忧：以丧礼哀死亡，以荒礼哀凶札，以吊礼哀祸灾，以禬礼哀围败，以恤礼哀寇乱。具体来说，战败后，国君要哭迎败军，并率领群臣在社神前哭祭，同时祭奠阵亡将士。如果国都被攻破，为了保全社稷，还必须向胜利方行投降之礼，期望东山再起。 春秋时期，如果军队出征失败，要派使者骑车向君王报告。使者铠甲和弓箭不得入袋，以示复仇决心。君王闻讯后身穿丧服，在宫门外哭迎，而朝廷大夫也穿丧服在社神前哭祭。将领若失城，还要哭七天。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，国都失守后，公卿大夫士都需戴丧服在太庙哭三日，显示对土地与国家的哀悼。春秋时秦穆公也有类似记录：秦军败北回国时，穆公素服在郊外哭迎，承认自己的决策错误，并向归来的将士表示歉意。 国君还必须凭吊阵亡将士。《周礼·夏官·大司马》记载，王会亲自慰劳战死的士兵，照顾受伤的将士。战死者通常不能入宗族墓域，而是葬于战场或宗族兆域之外，古人认为战死者的非正常死亡可能带来不祥，需要祭祀以安其魂魄。 春秋时期若国都被攻破，战败国可能面临灭国或国君被俘。此时，战败国会实施投降礼仪以保全国家和君王，保存社稷，争取东山再起。这种礼仪通常由中小国家执行，强国则接受投降。投降礼仪不仅体现求生之道，也避免血缘、姻亲关系的诸侯国间灭亡冲突，保持社会秩序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记载，实施投降礼仪的国家多能保全社稷和君王，而未行投降礼的国家，多遭灭亡。 《左传》详细记载了春秋时期几次投降礼仪事件，包括《襄公二十五年》《僖公六年》《宣公十二年》《昭公四年》。战败方需诚心臣服请降，战胜方在道义上以礼相待。例如《襄公二十五年》，郑国战败后，陈侯抱社投降，文武百官自缚，子展、子产礼待陈侯，郑国得以保全，显示礼仪的重要性。 在《僖公六年》中，战败君王的投降礼仪具体包括面缚、衔璧、肉袒牵羊，大夫穿衰绖，士卒舆榇。这些动作象征国君受死，实际上是乞求宽容，保全国家和社稷。国君反绑双手、衔玉璧、肉袒牵羊，大夫穿丧服、抬棺为君王举行假葬礼，显示诚心臣服。 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和《昭公四年》也有类似记载。郑国和赖国被楚国攻破，国君依礼投降，赤裸上身，牵羊衔璧，大夫士卒抬棺。楚国君主接受投降礼仪，释放国君和民众，保全国家和社稷，实现了双方皆大欢喜的结果。可以看出，春秋中前期诸侯征伐虽然频繁，但战争十分讲究礼仪，即便对战败国君也保持尊重。战争总体遵循周朝制定的军礼，以敌方屈服为目的。即便败军回国，也要举行哭迎败师、祭奠阵亡将士等礼仪，战败国若国都沦陷，则行投降礼以求保留国家和社稷。 到了春秋末期，尤其是战国时期，生产力发展，强国有能力吞并弱国，战争不再局限于贵族，平民成为主力。战争残酷性增强，西周传承下来的军礼制度被抛弃，战败方再施行投降礼仪以求东山再起，已失去实际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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